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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田本相病逝中国话剧研究痛失领路人
【研习资料】 发布时间:04-27

  终年87岁,生前研究曹禺积累大量珍贵文献,万方、杨立新、李龙吟感念其推动中国话剧发展

  3月6日,新京报记者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处获悉,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于3月5日20:23因病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

  田本相先生为中国话剧研究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曹禺研究、北京人艺研究、中外戏剧比较研究、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传统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将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著有《曹禺剧作论》、《郭沫若史剧论》、《曹禺传》等著作,并主编了大量戏剧史论著作,如:《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三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港澳台的戏剧史著等。演员杨立新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田先生像是中国话剧文化的宝库,他的离开对于话剧史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戏剧研究者和带领话剧奔向未来的领路人。”

  1956年田本相正式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五年之后,他又接着跟随导师李何林攻读研究生三年,他在南开大学的八年学习生涯奠定了日后的职业方向,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1965年田本相来到北京任职,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整整20年,1985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文学系教授,1987年10月7日,田本相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到,接替葛一虹,任线年,田本相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发现,学院内竟然没有中国话剧史的课程,而一些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对中国话剧史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在这个背景下,田本相提出了关于编著《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进入90年代,戏剧家、编剧陈白尘及董健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戏剧理论家葛一虹的《中国话剧通史》,还有田本相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相继问世。这三部作品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水准,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建立与阶段成果,可以说,田本相与比他长一辈的陈白尘、葛一虹诸先生一样,都是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上世纪80年代初,田本相感到中国话剧史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当年,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都还在酝酿写作之中,尚未问世。1981年田本相的专著已完成,定名为《曹禺剧作论》,此书出版后,博得戏剧界、文学界的好评,并于1984年荣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曹禺剧作论》的出版,使田本相打开了曹禺研究的大门,促使他对曹禺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曹禺剧作论》和《曹禺传》是田本相曹禺研究的代表作,而《曹禺研究资料》和《曹禺访谈录》则是他通向曹禺研究的成功之路的基石。《曹禺访谈录》是田本相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它不是简单的录音记录,而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著作。从1980年5月至1996年7月的16年间,田本相对曹禺访谈达31次,访问曹禺亲朋好友及相关人员共三十多人,曹禺在1980年至1988年间写给田本相的书信有34封。曹禺女儿万方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上世纪80年代,田本相从研究鲁迅转而研究曹禺,当年他背着书包,带着录音机几乎天天到家里来与曹禺见面:“那时候他们两人一坐就是半天时间,有时我父亲会留他在家里吃饭。他们的交谈方式基本上是田本相提问,我父亲便信马由缰地谈,回忆到什么就谈什么,这些录音最终也都整理成了文字出版。那时候只要父亲身体情况很好的情况下,田先生就会来我家。他们二人相互之间应该不仅仅是彼此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知己的关系。”万方觉得田本相对于曹禺先生的感情应该是一份理解,以及对于曹禺剧作的热爱,由作品而到作者,这份情感联系非常紧密:“田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对于我父亲的剧作研究,当他谈到悲悯,谈到《雷雨》时,他谈到的就是我父亲对于人、生命的悲悯之心,相信这些是他感同身受的。”

  田本相的《曹禺剧作论》《曹禺访谈录》《曹禺传》形成了曹禺研究领域一个系统的纵深成果,在曹禺的直接支持下,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得以被保留,其研究将整个现代文学界对曹禺的研究带向了一个新的维度。

  田本相先生在离休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和撰写《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之后,经过多年准备,出版了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此书对百年来中国话剧史作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梳理,是一部具有百年总结性质的里程碑意义的史著。除曹禺外,田本相对老舍、郭沫若、焦菊隐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卓著斐然,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及地方院团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话剧生态的良性发展,是中国话剧研究的领军人物。同时,其学术研究横跨多个领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学及影视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

  演员杨立新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再给田本相先生20年的时间,中国话剧的发展应该还会有更新的突破,“田先生像是中国话剧文化的宝库,大量资料在他的脑子里装着,如果他能有更加充分的时间,一定会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些深厚的积淀将给中国话剧指明一个正确的前行方向。他的离开对于话剧史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戏剧研究者和带领话剧奔向未来的领路人。”

  田本相的为人处世也令杨立新印象深刻,“记得我每次邀请他来看戏,都会说派人开车到家里接他,但每次他都婉言拒绝。他和夫人坚持坐地铁来看演出,斜挎着书包,二人互相搀扶出现在我眼前的场面令人难忘。田本相老师是一个特别低调,特别平易近人的学者,但却在平凡的生活中做着伟大的戏剧研究工作,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影子,勤勤恳恳,孜孜以求,我非常怀念他。”

  杨立新与田本相通过话剧创作结交几十年。二人平日通过电话和微信进行交流,田本相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戏剧表演史》也特邀了杨立新写序。“我总说排完戏得找时间到他家聊几天,我演《雷雨》里的周朴园,有好多新的想法都特别想跟他交流,田本相老师说随时欢迎我去。得到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我欠他一次好好地聊天。”

  不仅我们这代人,我的父亲李默然先生对田本相先生也非常尊重,很多会议和活动都邀请田本相老师到场。他认真做学问,不随波逐流,是非常严谨的学者,给中国话剧带来很多重要观点。田老师在1996年创办了“华文戏剧节”,北京、台北、香港、澳门四地轮流举办此活动,至今已20多年,他对于推动整个华语戏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年田先生身体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他把民国时代的戏曲杂志进行了编纂,出版了100卷的《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编纂出版了37卷民国时代戏剧理论方面的文献,像这种为后人指路的事情他一直都在如痴如醉地做。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希望在自己众多弟子的作品中选择比较好的著作重新再版,虽然他已经跟出版社谈好,但就在这个时间里他离开了我们,这件事成为了他及我们所有弟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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