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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美国:赖雅去世后研究《红楼梦》填满
【研习资料】 发布时间:05-23

  编者按: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遇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赖雅。赖雅比张爱玲大近三十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互相欣赏的两人迅速结了婚,在美国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日子虽不富裕,却让张爱玲重新燃起了自己动手设计衣服、油漆家具的盎然兴趣。1967年,《半生缘》在香港《星岛晚报》和台北《皇冠》杂志连载。赖雅的健康却日益恶化,在同年撒手人寰。

  但朋友们没有忘记她,她的惊世才华也不容世人忘记她。1965年,“皇冠”创办人、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在香港遇到宋淇,宋淇向他推荐了几位香港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于是,张爱玲与台湾的“皇冠”结缘,自此迎来了关于她作品的第二波热潮。此后,她所有的作品都是交由“皇冠”出版。

  从1967年“皇冠”出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怨女》开始,十余年间,陆续为她出版了《半生缘》、《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香港《星岛晚报》马上转载了《半生缘》。一时间,两地都被同一个名字惊动了。

  这些作品发表得到的版税,让张爱玲在异国的生活不再举步维艰。几乎每年“皇冠”支付给她的稿费是2000美元,有时还会翻倍。平鑫涛与张爱玲的书信来往,都是简洁之至,三言两语说完具体的事务,有时为了尽快联络上她,他会将信发到她住处附近的杂货店传真机上,但也等她去买东西时才能拿到,有时会耽误二十来天。拿到传真的张爱玲也不一定立刻回信,让人直感叹在通讯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捷的现代社会,联系上张爱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69年经庄信正介绍,张爱玲转到陈世骧主持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庄信正是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与张爱玲认识的,成为她此后一直比较信任的朋友之一,逢到搬家或工作变动事宜,她都是请他帮忙。孤身一人、生活能力一直很差的张爱玲不能不求助于人。他们的联系也是靠书信来维系,张爱玲的信通常打印在白色或深黄色的洋葱皮纸上。信中的文字不像她的散文或小说,写得简明平朴。

  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设在校外,这里的同事都感觉张爱玲是一个“隐形人”。她身形极瘦,来去飘然,淹没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中间毫不起眼,再加上她基本上昼伏夜出,不与人接触。没有了赖雅的乐观和热忱在身边的激发,张爱玲骨血里的孤寂重新占领了她的生活。每天下午她才来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离开了,她还待在那里。很多时候,同事只是看见她在宽大的办公室一角飘过的一抹身影,眨眼就恍然不见了。她也不惯与人对视、招呼,目光或落在墙壁上,或落在地板上,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步履声,走廊里就只空留下一股似有若无的淡淡幽香。她形单影只地穿过校园,马路上落满小方格式的斜阳树影,让她不由想起远在香港的故人。赖雅去世后,与邝文美、宋淇夫妇的书信往还,更成了张爱玲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丝安慰。

  张爱玲的助手是台湾著名学者陈少聪,每天下午她才见到张爱玲独自飘然走进办公室,两人只笑着点一下头,张爱玲就进了里间办公室。有时她进去找张爱玲说事,张爱玲总是带着腼腆与紧张的表情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眯着眼睛,目光并不坦然地落在她的身上,弄得她也局促起来。每次都是陈少聪语焉不详地说上几句,张爱玲始终是一脸恍惚不明之色,答非所问地回上几个字,让她不明其意又不便久留,受不住室内气氛的压迫落荒而逃。

  张爱玲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靠纸页实现,而非声音。她很少说话,也很少打电话。为了避免相互接触的那一份尴尬,陈少聪只好在每天她快要到办公室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找人闲聊,估摸着张爱玲已经飘然穿过她办公的空间,落座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陈少聪才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每隔几个星期,她会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捆扎好后放在张爱玲的办公桌上。张爱玲生病了,陈少聪去她位于杜伦特街的住所看她,知道她不会开门,按响门铃后就将几包草药搁在门前地板上。

  几天后,陈少聪在办公桌上看见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谢谢”。这样的交流状态,贯穿了她们共事的一年时间。张爱玲从未主动让她做过什么,而她也没追问过自己整理的那些资料于她是否有用,两人几乎是寂寂无声地度过了合作时光。

  张爱玲初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时,陈世骧出于礼貌在家中宴请她,还请了几位晚辈学生作陪。从头到尾,张爱玲只与陈世骧夫妇说话,对其他人不予理睬。她与陈世骧坐在沙发上,旁人只能听见陈世骧的说话声,张爱玲偶尔答一两句,声音极低,仿佛是自言自语,眼睛也不注视他人,始终目光向上,仿佛一个对世界又迷茫又好奇的孩子。

  参加过两次这样的家宴后,张爱玲就再不肯应酬了,面对陈世骧夫妇的盛情邀约一概拒绝。1971年陈世骧去世时,张爱玲在葬礼上露面,但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开了。

  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张爱玲的工作内容是研究“中共术语”。她在1949年放后的上海待了3年,又精通中英文,按理足以胜任这项工作,可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陷入动乱,报纸上的新术语非常少,资料有限。张爱玲非常努力地工作,却所获甚少,只好在报告中填充进别的内容,只在最后面附了两页名词。报告的行文风格也是她一贯的跳脱灵动式。这份工作的前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相比两位前任的工作,张爱玲写的报告在陈世骧看来,所集词语太少,让他十分失望,而且没有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显得笔法过于感性散漫,只是一些简短的片段而已。他拿给另外三位学者看,他们也坦言看不懂。张爱玲的此篇报告名为《“文革”的结束》,另还有一篇短文《知青下放》,几经修改后也一直没能发表,她与陈世骧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

  从这一时期开始,张爱玲的身份从作家向学者过渡,她也从写小说转向了研究小说。尽管来到美国后她还在写作,可作品在美国社会一直没能得到认可,在港台发表的几部作品较以前厚重广博了,但也失了她初涉写作时的灵动炫异之才气。颠沛多舛的生活加深了她对生活与人事的理解,也消磨掉了她内心的幻美诗意与对写作的纯粹而高热度的激情。她转向了更加沉稳,也更需要内力的《红楼梦》研究。

  从十二三岁开始捧读石印本《红楼梦》,张爱玲已将这本书翻来覆去熟读了无数遍,对于这本中国文学经典巨著,她一直怀着郑重的景仰之心。她素来不喜欢板正严谨的理论文章,曾要胡兰成将论文打散来重新排兵布阵,现在她却无比耐心地沉入到关于《红楼梦》的诸多研究文字中。她自言平生若有三大恨事,除了俗语所说的“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对于她就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少年时她曾写过《摩登红楼梦》,1954年在香港读到根据脂评研究八十回后“红楼事”的书,有石破天惊之感,仿佛久别重逢死而复生的老熟人。六十年代她又打算写作电影《红楼梦》剧本,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资料和属于自己的解读。她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已经熟悉到,不用特别留意,“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跳出来”。但是,张爱玲一直站在红学的研究潮流之外。她按照自己的思路,从源头开始溯流廓清,收集民间存留下来的一个个《红楼梦》修改版本,试图从考据入手,在推敲猜想中还原曹雪芹写作思路的初衷与细思。在剥离时光附着其上的种种遮覆之后,还读者一个清晰如初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只是写惯散文、小说的张爱玲,无法做到考证周全严谨、推论井然有序,她是以自己擅长的独辟蹊径的巧言妙语,在读者不经意处点染出新意妙解。

  这份研究工作延续了十多年,将属于她的孤寂时光一点一点填满。犹如一梦十余年,她沉浸在自己心仪的干净世界里,并不在意外界的诧异目光,也唯恐过多地惊动他人,我行我素,竭力活成一个真实的自己。懂得张爱玲的胡兰成曾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