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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战争其实是通过一个个的个体来执行的
【研习资料】 发布时间:08-19

  原标题:研习营纪实 “ 自‘哥伦布大交换’以来——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历史变迁 ” 研习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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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7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自‘哥伦布大交换’以来——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历史变迁”研习营进入第四天的学习。

  莉萨·布雷迪(Lisa Brady)教授进行了题为“开枝散叶:环境史的新路径”(Branching Out: New Approaches to the Field)的讲座,向学员们介绍了美国环境史发展的新方向。

  布雷迪教授首先介绍了“战争与自然”这一领域的创始人——艾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和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拉塞尔在2001年出版了《战争与自然》(War and Nature),主要研究军事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战争与自然”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塔克则是该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他于2004年组织学术会议,并和拉塞尔一起将当时的学术成果编纂成册,将其命名为《自然的敌人,自然的盟友》(Natural Enemy, Natural Ally)。

  目前“战争与自然”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某特定战争,其二是关于军事化景观(militarized landscapes)。在未来,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是将美国历史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之下进行考量,力图突破学科藩篱,拓展环境史的受众。

  在第二部分中,布雷迪教授向学员们介绍了“视觉文化分析”这一前沿研究方法。首先,环境史学家可以借此拓展资料来源,将照片等图像资料纳入研究范畴。其次,通过“视觉文化分析”,学者们可以突破“语言”的局限,更好地理解环境变迁以及自然其本身(non-human nature)。再者,“视觉文化分析”可以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情感和理性的双重联系。

  为了使学员们更好的理解视觉文化分析这一方法,布雷迪教授列举了两个用照片研究环境史的案例。在《菲尼丝·达纳韦眼中落叶的微妙景象》(“Finis Dunaway on the Subtle Spectacle of Fallen Leaves”)中,作者达纳韦唯一的原始史料是一张照片。他认为,拍摄者艾略特·波特(Eliot Porter)通过拍摄落叶(图一),在50年代成功地号召人们追求更加纯粹的自然。而在文章《气候运动中的面孔》(“Faces of the Climate Movement”)中,作者罗伯特·M. 威尔逊(Robert M. Wilson)以视频和照片为材料,描绘了一场环境保护运动和参与其中的抗议者们。罗伯特认为,这些参与者心无旁骛的面孔(图二)构成了最震撼人心的照片,相比知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公开讲话的照片更有力量。除此之外,布雷迪教授还介绍了梅勒妮·A. 基希勒(Melanie A. Kiechle)的《气味侦探》(Smell Detectives)这类感官史(Sensory History)的专著。

  动物研究是环境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视角。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食物,朋友或敌人,都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在布雷迪教授看来,开拓动物研究领域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物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的长足发展。动物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提醒着我们,人类并不是历史长河中唯一幸存的生物,也不是历史的中心,许多生物都有自己的生长、发展和衍变的历史。动物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那些并不是如此吸引人的自然发展史。

  布雷迪教授还向学员们拓展了一系列关于动物研究的论著。爱丽丝·翁德拉克·比尔(Alice Wondrak Biel)主要研究了黄石熊、现代自然景观和人类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变,说明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中的改造作用。

  乔·T. 科尔曼(Jon T. Coleman)则探讨了狼与自然环境的息息相存。此外,还有道恩·戴·比赫勒尔(Dawn Day Biehler)、安·诺顿·格林(Ann Norton Greene)、凯瑟琳·C. 格里尔(Katherine C. Grier)、凯伦·琼斯(Karen Jones)等一大批学者已在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消费主义与环保主义也是环境史学家研究的新维度。与动物研究相似,个体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吸引美国历史学家的注意,美国环境史研究已经置身于一个更广大的研究背景之下,消费主义的环境影响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布雷迪教授补充道,以詹妮弗·L. 安德森(Jennifer L. Anderson)、安妮·吉尔伯特·科尔曼(Annie Gilbert Coleman)、巴托·J. 埃尔默(Bartow J. Elmore)为代表的一大批环境史学者正将研究视角投向环境与消费主义。

  高科技环境史领域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视野。在此部分中,布雷迪教授介绍了在高科技环境史的研究视角下,如何将环境史研究与高科技技术融合以探讨科技与人类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介绍了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例如,珍妮特·奥尔(Janet Ore)主要探讨了随着高科技技术的发展,二战后工程木材和新家庭生态学的形成。加里·克罗尔(Gary Kroll)则分析了环境生态学与现代公路的塑造的关系。

  还有一批学者关注人在自然环境改变中的能动作用。布雷迪教授认为,大部分历史学家已经在种族、阶级以及女性环境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在种族以及其他非代表性的族群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但在环境史和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LGBTQ等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中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而环境史学者不仅可以促进学术研究,还能在现代政策、以及文化趋势等诸多方面有所建树。

  布雷迪教授还介绍了环境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面向。首先是移民史(Migration),尽管移民史现在已经被囊括在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例如西方扩张和殖民主义。但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尚待发掘,尤其是那些与一些特定文化群体有关的历史经验。其次,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研究(Climate and Energy),这二者都是对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问题。而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历史学家也可以为当前和未来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总而言之,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吸引着更多的学生、教师、研究者和学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

  第一篇文章是梅根·凯特·纳尔逊(Megan Kate Nelson)的《“沙漠的困难和诱惑”:1861年新墨西哥战争的景象》(“‘The Difficulties and Seductions of the Desert’: Landscapes of War in 1861 New Mexico”)。布雷迪教授以此篇为例,谈及了如何将战争史与环境史结合的问题。纳尔逊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美国内战与环境的关系,并希望通过对远西部地区地形、水文、气候的关注以及战争带来的景观变化,来探讨内战的进程及其推进,揭示内战史中与环境相关联的另一面向。布雷迪教授认为,战争可以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但是当聚焦到更微观的层面之上时,我们发现战争其实是通过一个个的个体来执行的——“战争是靴子在流沙中的跋涉,是舌头在干渴的嘴里肿胀。”因此,当我们从环境史的意义上来探讨内战史,我们发现南部的军事荣耀在西南部松软的沙地里破灭了。

  第二篇文章是瑞安·E. 伊曼纽尔(Ryan E. Emanuel)的《朗比世界的水:变迁时期的河流及其人民》(“Water in the Lumbee World: A River and Its People in a Time of Change”),伊曼纽尔运用了定量和定性数据的自然科学方法,融入自己的历史故事叙述中,来分析、支持、加强自己的观点可信度和论证力度,即自然与当地母亲河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改变,尤其是河流作为多元文化交汇所提供的重要地理条件,在朗比的历史、种族、族群及当地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当地人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方式和飓风等自然事件,对当地自然景观造成有意无意的改变。布雷迪教授也提醒道,运用新方法来讲述历史固然有其重要贡献之处,但同时需要注意到作者作为其所写印第安部落中的一员,并在论文论述中加入了许多个人经历,这样的方法是否合理?我们应当如何鉴别一则不同于传统美国群体的叙述主体呢?由此,布雷迪教授进一步引申到,作为历史记录主体的人,不免带有不同背景下的主观偏见,不论是作为主体叙述群体还是非主体叙述群体。

  第三篇文章是姜康妮(Connie Y. Chiang)的《被囚禁的自然: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裔美国人监禁的环境史》(“Imprisoned Nature: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II Japanese American Incarceration”),Chiang将自然世界置于本文故事的中心,展示了环境如何塑造了美国二战历史上这一臭名昭著的剧集。负责监视难民营的联邦机构——战争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试图通过隔离日裔美国人到偏远地区来控制他们,并争取以他们的劳动力来改善土地和维护设施。

  在第四篇文章加里·克罗尔(Gary Kroll)的《路毙动物的环境史:道路生态和可穿越公路的建造》(“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Roadkill: Road Ec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rmeable Highway”)中,克罗尔通过一个美国人接触野生动物的常见现象——路毙动物现象,试图将美国围绕道路生态建设的历史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去考察,同时将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因素都囊括在内。正如布雷迪教授所说,我们究竟如何去理解这篇文章,必须要搞清楚隐含在这篇文章背后更深刻的语境与背景。布雷迪教授谈到,这篇文章同样可以作为一篇科学技术史的文章,那么科学技术史与环境史能够以何种方式结合起来呢?无疑,我们难以去给它们划清界限——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本身也是人类不断对自然与环境重新定义以及推生出新的办法保护环境的过程。因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结合十分紧密,没有道路建设技术及其理念的飞跃,也不可能带来道路生态建设的革命性变革。另外,布雷迪教授还从材料、独特性等方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解读,并引发了同学们的广泛讨论。

  至此,研习营第四天的日程告一段落。在布雷迪教授的介绍和指导下,学员们对美国环境史发展的新方向有了拓展性的认识,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大家收获颇丰。